快樂學堂人民連線

2010「青年ㄈㄣˋ起，文化干政」生活營隊感想

花蓮 黃梨君 

老師發了封e-mail給我們這個營隊的訊息，也認為滿適合我們的需要，也許可以去參加，再加上雅婷的邀約共同前往可以壯膽，於是沒多想就答應要參加這個暑期生活營了。期末的時候很忙碌，讓我沒有時間再去多想，其實不想參加念頭一直隱隱的放在心中，尤其是營隊出發前幾天，特別的濃，甚至是腦子裡還設法編出一些合理的理由或是藉口，要跟隊友雅婷、佩怡和ribex 說，我也在e-mail上透露出不想去的念頭，想看看是否有人和我有一樣的想法啊？佩怡的回覆中問我：是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佩怡自己是因為學期末有些疲累，而我呢？

其實學期末的疲累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因為自己害怕陌生的環境、畏懼與人群接觸、不想公開自己、懷疑營隊議題會和自己有關係嗎？…種種的原因就繞在心中而反覆不定。說反覆不定是一方面覺得不想勉強自己去做某些事，我很想照著自己的自由意願而生活。但是矛盾的另一面又覺得自己怎麼老是這樣的封閉自己而無法跨出去，造成的我每次都是這樣，難怪我總是覺得悶，總想改變，卻又不去改變，真是奇怪又矛盾的自己。最後決定要去是告訴自己：不要老是事情還沒有做就打退堂鼓，不去試一試怎麼知道？不論感受是好還是差，也是親自試過後的體驗。也體悟到自己不想成為那種只會窩在學校內工作的老師，上班下班放寒暑假，有機會就要走出學校走出那個封閉的工作環境出去看看。再加上總覺得不能背棄廉老師給我們的機會和雅婷、佩怡、ribex的情誼，所以還是硬著頭皮出發了。

出發日是星期日早上，和隊友佩怡、雅婷和ribex在板橋會合後又再搭車前往中壢，心中的忐忑因為看見隊友們，有放鬆一些，只是看著車窗外的大好陽光，心中卻也沒有開朗些。也感謝佩怡爸爸來接我們，帶我們回家，吹冷氣、吃好吃的水果、享用一頓好吃又好撐的午餐，其間又看著佩怡可愛的兒子，也看到佩怡和她的家人間親密的互動，感謝佩怡爸爸又再開車帶我們到營隊的場地，在酷熱的天氣中免去了交通的奔波。匆忙報到後，會場內也早已熱鬧開始了，我們四人根本一時無法太快的進入狀況似的，只是找了位子坐下來觀看，會場內好多人，好多人，當時是夏老師[1]、賴香伶[2]在開場說話，茫茫的我現在根本也無法記起她們說了什麼？也許因為前一天星期六還得上班接著又趕著先回到台北的家，星期日一大早才去板橋車站和隊友們會合，再加上天氣的炎熱和進出入有冷氣的空間，和對於陌生環境心中的緊張，於是我的頭好痛，好痛，眉頭一直皺著，我笑不出來。

主持人龔尤倩[3]在佩怡身旁確定我們是花蓮來的多元文化跨界協會，又再詢問我們是否有社群介紹，我們直搖頭，體貼的尤倩就說她介紹我們時，我們站起來向大家招手示意就可以了，我們也只能是點點頭，那時的我好像是空白的，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甚至不確定我到底來到什麼地方？很不自在的我，頭昏腦脹的我，竟然還是想拔腿溜跑，我盤算著溜走的交通方式，或是怎麼告訴我的隊友們，反正就是很想離開那個會場。當時營隊設計說明人香伶有時說話會回問大家，大家就大聲的附和，甚至是集體的揮手，那種說話的方式和會場的氛圍竟讓我有那麼一點感覺像是傳道大會或是選舉時某個候選人成立競選總部的會場。這裡什麼人都有，有學生模樣的年青人，有幾個曬得黑黑像工人的人，也有原住民婦女抱著孩子坐在這裡，那邊是幾個原住民坐著，也看到幾位新移民女性穿著傳統服裝，會場內有數個孩子到處跑來跑去的玩耍也沒有人去管一下，坐在我們前面有幾位中年男子打著好大好大的紅色領結，領結中央還用筷子固定。有幾位穿著普通的婦女坐在我們斜前方。在門口附近走動竟然有一位皮膚蒼白走路很慢的阿嬤。有幾位男性蓄著長髮，有幾位女孩留著怪異的髮型，有平頭也有理了平頭後但獨留一撮長髮再用布巾紮了起來的樣式。也有一些人群是穿著統一的T恤表達了同一個團體的身份。我身旁的隊友們專心的看著台前，我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麼，我不專心的四處張望，看著那些人的神情。

場內好像一片混亂，但其實也不然，因為大家都專心的聆聽台上的人說話。

接著是底邊社群的自我介紹，他們怎麼介紹？說了什麼？我還是忘了，我甚至搞不懂為什麼有這些團體在這裡，他們輪流的上場用自己的方式介紹自己所屬的社群，有用電腦簡報ppt ，也有用唱歌的方式，也有用演戲的方式。在這裡有多人好多聲音，這個世界是我從未接觸的世界，這些人是熱情的、自在的、瘋狂的、專注的，他們互相的分享，他們對外發聲的方式，他們的掌聲，他們的笑聲。當日日春[4]上台，也發現剛才在門口附近走動皮膚蒼白的阿嬤是日日春的阿姨，她們勇敢的站在台上唱著「幸福[5]」這首歌，直到麗君阿姨唱出最後一句「…唉喲換來一家的吃穿 我的人生喲……」那好像是用她生命的過程去發聲，讓人有著很深很深很感動。穿著傳統服裝的新移民女性和結著大大紅色領結的男子原來是夫妻，他們合唱著「她，來自湄公河畔」[6]，而他們也都來自「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7]。穿著普通的婦女是「中華民國基層勞動家長協會」[8]的麗華阿姨。也因為這些社群的上台介紹，才慢慢的將我剛才在台下觀察的人群對應進一些團體。他們一起揮動手臂喊著口號，他們展現所謂底層的心聲，在場的每個人好像都好自在，在那個自在神情的氛圍下，唯有我仍想逃走。

直到分配房間後，回到小房間內，只有熟悉的隊友，又才有些放鬆，吞了一顆藥期待自己好了些。又休息又聊了些剛剛的觀看，下去餐廳時大家都在用餐了，而我們四個人找了張沒有人坐的桌子開始用晚餐，席間王淑娟[9]也坐下來和我們共用晚餐，不料隊友Ribex 竟洩露出我想溜走的意圖，淑娟問我為什麼？我表達了我的不自在，也許是因為不熟悉所以害怕，也許是因為陌生的氛圍，也許是因為無法融入，也許是因為個性，所以在公開場合中無法發言，只想隱藏自己。但親切的淑娟則是淡淡的笑著鼓勵我，找到一個舒服的方式去參與就可以了。看看這些人在做什麼？聽聽看他們的故事？淑娟的話緩緩的給了我一些安慰。

第一天的晚會，則是有好多團體也有個人，利用戲劇、歌唱的方式展現對於議題的關懷。我的頭還是一樣的痛，不久我就縮在一旁的柱子站著觀看。依然的場內的人還是一樣的投入，大家一同歡笑、一同被感動。戲劇「火盟寺[10]」表達了社會運動的辛苦和心得，因為生動又搞笑，後來使得一句「…田野要浸泡…」讓後來的夥伴自一直提出來引用。一位大學年輕女孩朗誦詩詞送給日日春的前公娼阿姨們，朗誦結束後兩人感動的互相擁抱，我腦子想的是這個年輕女孩子是如何感受和說出公娼阿姨們的辛酸生活呢？一位年輕人大唱「周先生」諷刺花五億元的淡北高有比較快嗎？樂生青年唱著歌回憶起在樂生的恬靜午後。年輕大學生用琵琶悠悠的彈奏出「幸福」，一位女孩利用歌曲唱出對於媽媽勞動的心疼，在台上說著說著也流下淚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力量和熱忱，讓這些人大聲的表達出自己，在這場子中，是融合且快樂的，是包容和理解的。我佩服他們，尤其是年輕的這一群，比起其它大專青年們，站在這裡的他們更清楚自己的生命樣貌。

夏老師後來站出來，說要唱歌了，她說做運動當然總有疲累的時候，總也是有想耍賴的時候，一個人在家裡呈大字形的癱在地板上，這時就也會看著窗外的月亮唱著「…月亮不見了…月亮不見了…月亮不見了…月亮不見了…」雖然就是這麼一句歌詞，但是曲調的不同，和夏老師淡淡悠悠的唱出來，唱完歌力量也就再出來了。聽著聽著總覺得做運動的人的偉大，他們是做其它人不做不敢做沒有能力做的事，沒有報酬的做，自己做也帶著別人一起做。聽著聽著自己就覺得慚愧，就一個小小的教室教學現場而已，我就覺得做得痛苦了，相較於場中這些勇敢運動的人們，我是吝惜再付出的，我是自私的。

晚會結束，我也是第一個回到房間休息，企圖讓自己的頭好一些。在迷迷糊糊間，聽到屋外傳來陣陣的歌聲，哇！還有體力可以唱歌，他們一首接著一首的高歌，像這樣的瘋狂是我在大學時候參加社團活動時才有的情形，每次結束營隊活動，就不想太快回家，那時的我只是想和大家在一起，現在想起因為大家共同做活動設計，一起練唱跳，一起野炊，一起進行營火晚會，一起玩大地遊戲，一起夜遊，一起畫海報。大夥是同甘共苦的，也許有那麼一份的革命情感，所以不捨得睡。如今各自進入職場的我們，好像都無法再回到從前，那樣的瘋狂也就再工作中消磨掉了。而那些在唱歌的夥伴們是不是也不捨得睡？…

活動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大致的準時進入會場，我還是環顧四周的人群，還是昨天的那些人，工人大哥們、原住民部落工作的朋友們、原住民媽媽抱著孩子坐在後方，而孩子很可愛的四處走動、睡眼惺忪但是到坐在場中的年青人們、日日春的阿姨們…等，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來聆聽簡報分享。我突然意識到這個不是「教師」研習會場，在這裡有好多我從未認真接觸的社群人們，在這裡我好像成了異類，我也不敢說自己是老師，省思自己在工作的學校環境中，那是一個制式、乖巧、統一、服從的體制，甚至是不容許與人不同。今天我坐在這裡，甚至感受到不同的氣氛，每每我參與教師研習時，那些參與的老師們，好像是被人強迫來的，聽研習時的靜默不發言，甚至是坐不住，有的人走進走出或是早退，連研習也是制式的、無聊的。但是這裡的每個人，沒有公教人員的身份，也不是一定要參加的研習，可是每個人卻是專注聆聽且投入。

雅婷問我的狀況有沒有好些，頭痛的狀況好些了，想溜走的念頭當然也沒了。承認自己真的很自閉，只要在一個不熟悉的環境，就只想一個人躲起來，一個人是安全的位置，而當安穩的時候，也才有辦法去辨識我身邊發生的事物。也許接下來一天白天的會議好像比較像我平常的教師研習，台上的人報告，台下的人聽就好了，這樣的感覺卻也讓我找到比較穩定的感覺。

早上第一場主題「人的運動性」一開始是由萬障權益行動聯盟報告，他們先播放了「行無礙」台鐵障礙的影片，片中有好幾位行動不便的朋友們為了安排一趟宜蘭之旅，他們到台鐵買票，也因此發現了好多不便，台鐵殘障座位安排的不夠，或是由於門口和輪椅的不合，使得他們有可能只能卡在走道上，而剪票人員的視而不見。第二個單位由慈芳關懷中心做報告，有一些產生了身心的變異家庭成員，於是這些家庭也就開始要與精神疾病共處的生活，他也以土匪來形容自己，因為這也是看清楚自己的方式之一，把自己整理好了，就可以對外界社會對抗。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李丹鳳則在談起在運動中的酸甜苦辣。還有都市原住民談論政策和他們原來的生活空間的拉扯。而火盟[11]的柯逸民則是談到弱勢者被逼迫自己得自己長出力量，要了解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奪出自己的空間，說自己的故事。這些分享都讓我看見了社會的角落中的他們，而這些故事這些人的生命這些人的運動都是真實存在的。

我發現在這個場間，好像每個人都比你清楚，他們自己在做什麼，他們的能動性，自己的樣子。例如：慈芳會員的分享。他們都能說出來，我覺得這很重要，因為他們能為自己發聲，能清楚表示自己的身份。在這裡好像沒有了年齡，沒有族群、沒有性別、沒有學歷高低、沒有社會標示的地位。但是大家共同的分享，大家彼此的尊重，一同哭泣。還記得當「黑手那卡西」[12]的陳柏偉[13]在分享自己的故事時，我身後的一位年輕妹妹，輕拍我的肩向我借面紙，一開始一張，後來她又要借，我乾脆就把整包紙給她，她聽著看著一直哭。是什麼讓她感動？在這裡好像我們聆聽彼此的故事，也與自己的生命過程做了某部份的重疊，它也許是一種抒發，它許是一種出口，它也許是一種治癒。

場內的每個人熱絡到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先前就認識了，因為他們可以很暢快的分享，他們好像很自然的就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而且是踴躍的發言，用了各種可以表達自己的語言、表情和情緒。在這個場合內雖然可以大聲、自由的說出自己的故事，是否在之前是經過了多少的掙扎才有辦法把自己攤開。

到了晚上是分成小組討論某個議題，在晚會期間報告或是表演出來，那時的我還是徹底的不想與人群接觸，原本想逃開，但是好心的隊友ribex 拉著我和她同組。我還是一貫的保持沉默和適度的發言，但也認真的聆聽，組員中各自分享了各自的故事，我看就是一般的年輕人也是帶這一組的催化員，他問我們：你們有看過東西在空中飛來飛去嗎？他說他媽是酒家女，他爸是流氓，他從小也是生長在家暴的環境中。一位斯文乾淨的男孩，在昨晚晚會中彈著琵琶的氣質，他淡淡的說出自己的爸爸是農人，媽媽是國際黑工。另一位年輕女孩說她的父親一喝了酒就會打媽媽或是拿水管用水沖他們。聽著他們淡然的口氣，我覺得他們好勇敢，更是佩服的是他們又比一般的年輕人更知道自己，也更能說出自己。我想到我自己，我很少去看自己，我總是覺得我身邊的人好就好了，很多事情也過去就算了，我用遺忘和隔離的方式在生活和面對事物。

在晚會上ribex利用自己帶來的口簧琴表演也清唱了幾句古謠。會後竟有一位風信子[14]的人因為聽到ribex的歌聲而感動落淚，她分享了一個她與會員朋友的相處過程，也許是沒有相連的關係的，但是ribex的歌聲就是心靈音樂，輕撫了她的心，也釋放了她的壓力，讓淚水留出。這個團體的氛圍和力量真的好特別，這樣的過程是可以讓人充電的，可以抒發個人壓力的，可以再得到力量的。

在這裡不同領域的經驗得以相互參看和交流，那麼梨君可以怎麼動？去正視自己的無力感？不舒服感？還是無病呻吟？身為教師的我，因為自我要求和他人的審視，因為被期待也形成了一種壓力，所以我只想放空自己，躲起來不與人群接觸吧，是不是常常所謂教師的專業也常常不自覺的閹割了人真實的情緒，人真實的關係。所以當我在這一群實際以肉身以生活去運動的人，我慚愧的發覺自己的自私，只求安份守已即可，同時也不願加以付出。

我感受到花蓮以外的地方，這些團體的認真、堅持和努力，那麼花蓮呢？是因為我自己未察覺到其實也有默默努力社運團體嗎？還是根本就沒有？難道花蓮沒有條件嗎？沒有這些社運團體並不代表花蓮一點問題都沒有，難道真的因為封閉性嗎？在我自己工作的小學校內，在待的小鎮上，人好像是被要求沒有聲音的，也都習慣了秩序，也不能忍受秩序，大部份的人都喜歡安穩而不願去打破安穩，也因為害怕不穩定，所以也是否此選擇某種程度的「視而不見」呢？

不只是我們這些公教人員沒有聲音，那麼我那些學生的勞動家長呢？外配媽媽？工殤家長？失業家庭？家暴、酗酒…等，他們的聲音在哪裡？他們有條件和環境出聲嗎？

原來我們都一樣=生存與翻身誰不想？

但是我們又不都一樣=我們仍是在社會中較有條件的，享用公教的待遇和福利，而那些弱勢、低層的人們呢？身為老師的我若是離開這份工作時，那麼不舒服的感覺就解決了嗎？

而這次來到這裡的不自在，現在想來，也就是覺得自己的格格不入，因為對照著他們底層的位置後，也才意識到自己原來是「中產階級」，因為我在花蓮時，我都照著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著，我對於這些真實世界是不知道的，於是我無意識到自己和他者的不同。我喜歡看人，看著人的神情、穿著、交談，但那也僅止外表形象，我並沒有深入了解，我其實也是從勞動狀況的家庭長成的，到現在成為一位老師，對於階級我沒有概念，那是因為很多社會價值早已內化。也許別人的經驗我沒有，但是我的確仍有我自己的生長背景，在聽故事和故事的時候，有時是可以和我生命中的某一段故事做呼應，而甚至是再呼應到學生家庭的故事。這也是我在這一次營隊活動中，在不同的故事經驗中穿梭而獲得的心得。

想起我也一直面臨的狀況，常常我很困擾學生家長總是要求和詢問，學生讀半天時，回家後的照料是一個問題，有時候家中沒有人，常常是村子裡的幾個孩子在一起，不然就是到鄰居家。有時是家裡只剩下老人家阿公阿嬤而已，因為家長一定要上班，有的時候就接孩子到家長工作的地方，山上的孩子則有時跟著老人家到花生田。的確鎮上有安親班，但是安親班一個月收費3000元，卻也就是一筆費用。或是4點半下課放學，而目前的社會狀況有可能父母們的下班時間是5點、5點半、6點或甚至是更晚，那麼這樣子學校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間空白的時間，孩子的照料真的是一個問題。目前以我所處的學校狀況還有王建瑄愛心基金會會提供課輔與教育部的愛光天使計畫，都還能部份解決這樣的情形。

剛當上老師的我，常常認為這是家長該解決的事情，也因此我視這樣的情形為不負責任，就是因為不想負責任，所以老是想將學生託放在學校和老師身邊。而這一次參與生活營，我又再一次的透過這些底層社群的發聲，看見他們身上也有各自的苦，部落為了生存和土地的捍衛，勞動家長的汗水，工殤者的痛，國際家庭的辛酸…等，我把它們做連結時，其實不是家長不負責，不是家長不願看顧孩子，而是勞動的疲累、謀生的無奈、社會經濟的壓力、政策的不平…再再也使得他們無力再去看顧孩子、關係的疏離。而我對他們的指責就好像在爬山爬得很累的人身上再放個10公斤重量給他，使他們無力再承受。       

什麼是社會運動？在小組會議中談到這個問題。家裡也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很多時候也因為接觸社會運動而再重新理解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小孩和原生家庭。從練習「說出來」開始，從邊緣開始，從自我察覺開始。去辨識在自己身上的東西、狀態和位置，從而長出一些力量，可以前進的力量，不管是對自己或是助人。我目前的不安也是一種狀態和形式，當然若是透過集體運動而得知自己原來是這麼的單打獨鬥，也得知也有人正在為這些議題而努力，才會發現自己也可以跟這個社會有所聯結。

到後來淑娟問我為何還是選擇「不想說」的位置和狀態，我想了我的不想說也分了一些層次，「不自在」到「自認為的微不足道」，常常覺得甚至「說」也成為一種障礙，害怕在公開場合中說出自己的事和感受，離開自己可以掌控的環境的不自在。到後來因為逐漸熟悉了，不自在感消失了，卻也因為聆聽了好多故事，大家的生活都過得這麼苦，這麼努力能做一些事，發現自己也不過是這麼的幸福和微不足道，那麼又有何好說的呢？

我忘了是誰說的了，每個人都有差異，但是主體性要出來，並不是在比哪一個人的家庭、生命歷程比較慘就會比較有價值性。雖然我相較他者是比較平順的，但是我在我的這個位置也有這個位置的苦、不平和不能說的壓迫啊！身為教師，也是所謂的知識份子、菁英，比起它人更有條件，可以去做自己的事，也許就是帶著一種抗爭、對話的心態在職場上行動，也都可以成為一種運動。

營隊第二天的晚上，身為教師的我們在那個場合好像都有那麼一點點的不敢說出自己身份的相同感覺，我們在戶外席地而坐聊天，佩怡也邀請了「嘿咻綜藝團」[15]的一位夥伴，因為這一位夥伴正職工作是在市政府工作也就是一位公務員，佩怡也想問問同樣也算是中產階級的她又怎麼會參與這樣的社會運動，又有沒有和我們相同的問題呢？她說她的父母也是勞動階級，但是她自己卻是被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養大的，因為她的父母是開麵攤的，所以小時候的生活也是需要幫忙，而且家裡是髒亂的，她是沒有整理的這個概念的，她說她的父母是不在孩子面前吵架的，而且從生活上的小細節是可以看出她的爸媽很省，例如飯桌上要預留一些菜給未吃飯的人。所以那一種對於物質匱乏的感覺，到現在她還是很懼怕。當我也表示我爸媽也是賣早餐的，而且我在家裡生活到了28歲才離家時，她直搖頭說：好可怕。她說從國中畢業後就幾乎在外地讀書生活，有一段時間很怕回去家裡，但是我卻能一直待到28歲，所以她用好可怕來形容，我只覺得她形容的有些好笑和誇張，真有這麼可怕啊！她可以到外地念書而獲得了離家的機會，也在外地住宿也有機會認識不同的同學和各自的家庭，她也就很早察覺到家庭型式的不同。我幾乎算是在家裡關了28年吧！

對於這樣一個在市政府的公務人員工作，一開始是因為畢業後工作的不穩定，所以她也很幸運的是她回家專心讀書準備公職人員考試是可以獲得家庭支持的，也很幸運能考上，即使前兩年真的會遇上工作上的瓶頸和困惑，也因此卡了兩年，但是後來心態的調整，因為這份穩定工作的薪水，所以讓她可以去做更多她想做的事，所以她可以利用下班後，去蘆荻社大上手刮砂的課，除了可以保健自己身體外也可以助人。也參加了嘿咻綜藝團，利用戲劇向社會發聲。她跟我們分享一句話：保持邊緣才能保持清醒。只有不舒服，才能使我隨時清醒和清楚。我們貪求與堅持著穩定，背面想法也就是因為對於「不穩定」的想像和害怕。當我們可以了解不穩定也並沒有那麼可怕時，我們就不會這麼害怕了，這也是她在她公務人員工作時看了好多的案例時的心得。

我們的成長背景類似，我們也都是父母努力工作賺錢讓我們念書，相信讀書可以翻身的價值觀，這樣子一路的過來的。她清楚知道她雖身為公務人員，是因為穩定的薪水可以支撐她去做她想做的事。而我們的身份是老師，這是一份面對人的工作，看到學生的各種狀況時，總也是想能做些什麼。

如果真要找一個生活和生命出口，梨君該如何尋找出口，而出口的形式該可以是什麼樣子？在生活中，要做如何的選擇？有些做法也許只是贖罪式的做法？有時只是一種企圖？甚至有時是需要集體的？還是沒有選擇也就是一種選擇了。只是體悟到，我自己要提起來，我不應該在這裡說東道西的，我該正視自己在生活中的行動，與如何使用自己身上體驗。

是啊！當我選擇了這個生活方式，而我面對學生的時候我能做什麼？在目前教育的體制下我能做什麼？我不就是去認識和了解學生和學生的家庭，因為每個學生都是一個故事，而我又是何其有幸的聽見這些故事。而至少現階段的我還是得誠實的面對自己，先梳理自己才有辦法再去承接那些故事，那每個不同且多樣的生命樣貌。

在這個田野中我們需要浸泡，經驗需要被梳理，差異要看見，也都可以被彼此故事所勾動。因為故事說完之後，才是正式開始。  

[1] 夏林清老師是輔仁大學心理所教授，也是三重蘆狄社區大學校長和快樂學堂人民連線召集人。

[2] 賴香伶是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的發起人。

[3] 龔尤倩是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執行長和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督導。

[4]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成立於1999年，組織前公娼，探索組織其他型式的性工作者的方法，持續與社區市民、政府對話，推動性交易除罪化/合法化運動。

[5] 2001年台灣首次性工作者集體現聲。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2007年發行，由前公娼麗君演唱，詞：日日春、陳柏偉和黑手那卡西。曲：陳柏偉。

[6] 詞曲：陳銘堯。配偶為越南籍。這首歌透過描寫兩河的對照，呈現異國情緣的相遇。嫁來台灣的外配，她們為了改善家庭生活與找到自己的幸福未來，我們要更加疼惜她們，讓她們感受到溫暖的一面。

[7]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TIFA（Taiwan international family association ）成立於2006年11月5日，是一個以「跨國婚姻所組成的家庭」為主的全國性團體。希望社會對於國際家庭有更多的瞭解，也期盼社會更能尊重彼此差異、共享對方歷史、開創共同記憶。

[8] 在2005年成立，由單親家庭、職災死亡家屬、失業勞工、原住民、藍領工人等勞動父母，以及相關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所組成，以促基層勞動家長關心教育，落實親職教育，也喚起社會對於勞動家庭之重視，並肯定其對於社會努力與付出。

[9] TIFA工作者，進入社區教育工作(蘆荻社區大學)及新移民運動，共11年的時間。於民國99年9月即將至花蓮東華大學念博士班。

[10] 由嘿咻綜藝團安排的戲劇。

[11]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是一群基層教育工作者、工人、社運組織者、進步社工員、、大學生及大學進步學者所組成的運動社群，堅信只有透過人民參議的草根行動才改變既存不公的社會。

[12] 成立於1996年，是一支由工人及工會組織者所成立的工人樂隊。為了讓工人階級與底層弱勢者奪回發聲的權利，積極進行工人群眾的音樂、文化教育工作，同時也協助工人與弱勢者用自己的語言，唱出自己的心聲。

[13] 黑手那卡西工人樂團團長。

[14] 台灣風信子精神障礙者權益促進協會，成立於民國94年，以維護精神障礙者之基本人權，推動其重回社區生活，協助建立自主與自尊的生活模式，與精障朋友、工作者、家屬一起自覺與自助。

[15] 成立於2006年，成立脈絡來自原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的劇組義工，關心於性/別、勞工、弱勢邊緣族群和社會底層階級的處境。選擇以真實故事為基礎，探討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方向，戲劇展演為方法來對社會進行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