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過動不是病，里民作主政治維他命」
人民民主陣線2014里長參選人政治學習論壇：第一波
2014年6月14日 溪州活動中心
本次記者會會後接著政治學習論壇，由人民民主陣線台北市新北市里長候選人王芝安(校護協進會、心理社會)、李健裕(北投安家互助協會社工、財經)、梁秀眉(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護理教師)、李燕(異人算障參政團)、袁孔琪(工運、新北市家長)、李易靜(新北婦女與家長)共同發起，希望結由政治參政共學翻轉傳統選舉候選人與選民關係，唯有選民增能，才能落實監督與共決的民主制度。里長既為人民選出，除了發傳單進行政策佈達，更應有著積極的帶著里民思考討論政策的機制，落實公民參與基層審議機制，進而共同行成否決「不良」政策的行動，集體要求創造政策資源的重新使用，讓鄰里居民能獲得更適切的尊重與照顧，達到主權在民由下而上的的社區治理民主制度。
◎新北市ADHD(過動症)的決策粗糙，壓扁了社區家長、學校教師與學生的校園主體空間
士林岩山里王芝安(校護協進會、心理社會)：在學校護理人員協進會工作15年，其中到德國基爾大學進行社會學短期進修。過程我看到，「臺灣對人民身心健康的照護，沒有朝向建制公共支持系統，一直朝向假健保資源醫療化與私有化發展，這將瓦解醫療保險體系。」將人民健康照護權，演化成醫療機構商品的邏輯，一直在蔓延。ADHD(過動兒篩檢)只是其中一例，可清楚看到整個政府施政決策的單憑一個學者研究就能變成政策的輕率與教育部門的求方便與經濟效益考量而結盟在一起。醫療資源夾代政令下的權威壓力，讓基層教師、校護等校園各專業主體被壓扁在工具性的作業員角色(發傳單、收回條、上傳資料)，褪/溜掉這幾組專業角色在校園的位置，應在校園持著自己專業的實力，與最理解學生、家庭社會脈絡的位置，撐起一個公共對學生最好的照護支持網絡。帶著自己經歷政策決策基層工作人員與人民只能被無知操弄而被擺布的不滿，看到決策如何挪用而瓦解公共福利系統，甚而剝奪各種小民自主自立發展不同社會社區互助的資源空間，我決定參選里長，也想利用自己的專業注入社區，撐出一個里民共學參與政治的空間。唯有里民有更多的認識，積極的參與，發揮集體共決影響決策，形成要求政府資源公平正義分配到位的力量，才能建立健康安定的家園。
北投清江里李健裕(北投安家互助協會社工)： 我是北投社區安全家庭互助協會的社工，我們所服務的家庭中，大約有70％的男孩被診斷為過動。很多時候「過動症」的診斷本身就充滿了荒謬性。我們很多孩子都是因為在家黏在電腦前面上網打電動打太久，導致功課沒寫完，然後上課又愛說話不守秩序，就被學校推去鑑定變成過動症。過動的診斷與精神科藥物不會幫助孩子長出能力來處理人我關係與責任承擔，也不會真的解決學校現場、家庭內部、社區無法承接這些孩子的困難。如果我們可以打造一個讓社區居民可以互相支援、集體承擔，並涵容孩子自主發展的社區網絡，而不是把這些困難都鎖回普遍條件不足的家庭很孤立的自己承擔，這時候我們還需要過動症嗎？
北投桃源里梁秀眉(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護理教師)：我是一個資深護理老師和我十年前的學生，也就是現在的精神科護士鄧雅文一起組護理工會、一起參選里長。我從十年前就發現護理人員工作量過重、照顧病人的護病比愈來愈多，做為一個護理老師，我不該只教學生如何照顧病人，也應該教他們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利。因為醫院以賺錢為目的不是把我們當作照顧人命的護士，而是把我們當作工人，工人最好一個人當三個人用。但病人的命不是罐頭，我們是幫醫院財團賺錢而不是在幫助病人，很多健康福利政策不見得對民眾最有利，但卻讓財團圖利，藍、綠二黨要參選需要許多資金，政黨需要財團的支持，不可能得罪醫院這些有權有勢的財團。於是我們決定自己出來參選。ADHD(過動症)篩檢政策一旦施行，很容易把ADHD(過動症)當作只要吃藥就會好的病，不去探究每個孩子過動身心的原因。篩檢後快速歸類吃藥，是很冒險的事，作為一個里長，我想帶著民眾對各種所謂健康福利政策有判斷下的選擇權。而作為一個精神科的護理人員，長期以來，我看到一旦病人開始吃藥，家屬和病人都容易把吃藥當作唯一的解方，面對精神疾病、ADHD、各種身心症狀，背後的社會、體制、家庭的複雜因素尋求解方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新北市前溪里李素楨(燕)(異人算障參政團)：我在永和住了50年。我曾在2010年參選新北市永和區市議員。這次，會參選里長原因是要紮根工作。身為一位肢體障礙者，很了解被需要協助，但又要被標籤的拉扯感。我們對於社會福利資源給予的方式，是先將人分類，再給予資源協助。這沒錯。錯在，對於這樣的分類，政府不斷予以 “標籤化” 。可是，在教育制度與日常生活中，完全不消除這種 “標籤化” 對待，這才是問題之所在。在資源的給予上，往往無法以 “全人” 的看待，而是給予 “切割” 。即，完全依照民間壓力或資源多寡來論。有些問題也許根本解決不了，也不能稱作問題，就像我的殘障。就要學會伴隨，學會一路給予不同資源協助，讓我長出具有 「跛腳」獨特性的成人。
新北市中安里袁孔琪(工運、新北市家長)：作為新北市的爸爸，對孩子的各種狀況，在原有生活中，本來就會東問問西問問去理解，然後找到合宜的處理。現在新北市用用政策大規模進行ADHD(過動症)篩檢，讓我們這些不明緣由的家長會感到恐慌且開始對號入座，想說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得了某種疾病。更糟糕的他把孩子行為導向疾病與醫療，就讓家長完全無力的只能屈服在醫療權威下。自己在工運20年，深感政府各式各樣荒謬的政策與措施，而作為人民最基層與力量最大，人民的權力卻也只能忍受民意代表在利益交換與財團勢力下被踐踏犧牲。所以轉戰參選參政，且要推動人人參選，唯有人民更有意識的參與政治，才能改變民代與人民的「主僕關係」，奪回人民的主權。
張毛球，長期用藥，目前洗腎：我是輔大心理研究所的學生，也是一個因病(全身紅斑性狼瘡)不得不長期用藥的孩子，事實上我再過2個月就32足歲了，很厚臉皮的說自己是孩子是因為我在13歲發病後，就一直用藥到現在。我親身經歷了當一個孩子身心在劇烈發展時，藥物作用及副作用對我的影響，我總會想如果當時我有更多的知識、資源與條件，我就可以為自己站出一個立場，擁有更大的自主性與醫療體制對話，讓藥物「合宜的」作用在我身上，並將副作用的傷害降到最低。目前特殊教育對情障礙的鑑定工作流程相當重視轉介前介入的概念，其中藥物治療可以被視為轉介前介入的一種策略(洪儷瑜，1999)。這樣的建制下，藥物變成一線的處遇，反客為主的變成進入特殊教育的先要條件。總之，藥是醫生在給，但用藥之後承接這個副作用的永遠是還搞不清楚狀況的孩子，但是藥一用下去，孩子在課業的表現可能真的有所進步，所以就更不能停藥了，那就掉入永無止境的循環，就像是安眠藥成癮的人，很累很愛睏時還是得吞顆安眠藥才能「確信」自己會睡著。那人原本很累就要休息的能力就消失了，沒有安眠藥就無法入睡，藥取代了身體原本的能力(治癒/復原力)，產生的依賴性更加穩固了用藥的必要性。但我想今天我們站出來正視這個問題，群策群力下就一定會有其他的出路！大家一起加油努力，不放棄！
快連線友好團體 (2)
